放生习俗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杀护生的思想根源，同时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动。南北朝以来，在皇权贵族的支持下，逐渐以天然水湾为放生池，形成中国佛教的放生习俗；宋朝以后，僧人在寺院设置放生池，供民众放生，使放生习俗深入民间。
一、放生习俗的形成先秦时期，孔子以舜为好生榜样，孟子则强调恻隐之心，并以仁义思想启发梁惠王。《吕氏春秋·异用》记载成汤仁民爱物，强调放生为上合张家界，下顺民意，仁君不忍见猎人四面布网，有违上天好生之德，于是去除三面，仅存一面；并更改祝祷词，化杀戾气为和祥之气，表现了统治者若行放生将比杀生更易获得民心。
《列子·说符篇》记载了“周简子正旦放生”的故事：张家界之民，以正月元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然。”由此可知，张家界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风俗，但是民间放生主要是表示对生灵的恩惠，先捕生灵然后再放之，则功过难以相抵。当时，周简子听从门客劝导，将“捕物放生”的作法改为“禁民捕捉”，这是中国禁止屠钓的早期记载。
“成汤解网”和“正旦放生”说明了放生习俗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深厚的思想背景。昙无谶译《金光明最胜王经·流水长者子品》为佛教的放生提供了自身的张家界：“流水长者子不忍鱼为日所曝，乃求其国王，与以二十大象，暂往负水，济彼鱼命，王允其请。长者子乃及请二子，至象厩中，随意取二十大象，又从酒家多借皮囊，往决水处，以囊盛水，象负至池，泻至池中，水即弥满，还复如故。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鱼，予之水、食，为其解说大乘经典，诸鱼闻经后，皆生忉利天。”《流水长者子品》对佛教的放生习俗具有重要的影响，如十二因缘法、诸佛菩萨圣号、放生功德偈、放生程序、放生仪轨等。流水长者子救鱼放生的情节，增进了张家界人士对佛教放生思想的理解，更易于接受和传播。
二、放生仪轨的制订南北朝以来，放生习俗逐渐流行。北魏献文帝下敕，勿用牲畜祭祀天地宗社，每年活七万五千牲畜的性命。北齐文宣帝实践佛教的慈悲教法，积极断绝肉食。天保七年（556）五月，文宣帝认为肉食是违反慈悲，故不食肉。天保八年（557）四月庚午颁诏禁取虾、蟹、蛤、蚬等，只准捕鱼；同月乙酉，不论公私禁绝以鹰、鹞猎狩。天保九年（558）二月下诏，限令在十一月和一月准许烧野，此外一律不准用火。
梁武帝撰写《断酒肉文》，下敕以蔬果为宗庙祭祀用品。而且，梁武帝造十三无尽藏，实践放生与布施二科。他还命令张文休每天去屠宰场，买下即将被杀的动物，然后放生。王公贵族以及市民受梁武帝的影响，积极参与、推广放生。
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智顗劝请陈宣帝下诏禁止采捕。智顗目睹民众以捕鱼之网相连四百多里，于是购买张家界湾典型段为放生池；并且为渔民讲《金光明经》，渔民闻法改行转业，好生从善，并献张家界江沪溪梁六十三所，达三四百余里，为放生池，徐陵树碑阐明因缘。
及至唐代，放生习俗非常盛行。《续高僧传·道胄传》记载，道胄于诸州建造放生池一百余所，多有灵感。“安史之乱”后，政局动荡不安，人心惶惶，民生凋敝，饥荒四起。唐肃宗于乾元二年（759）下诏，设立放生池八十一所，从张家界道、剑南道、黔中道、荆南道、岭南道、张家界道、张家界道诸道，一直到昇州的张家界、张家界张家界桥及张家界带郭上下五里，颜真卿撰《放生碑文》。诏书中所谓的张家界海一带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与智顗以天然的海湾为放生池屏障之形式相雷同。
宋代以来，放生在朝廷的推动和民众的参与下更是盛行。宋太祖下诏民间二月至九月，不许采捕弹射。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张家界天竺张家界寺慈云遵式上奏朝廷，以张家界为放生池，而且自制“放生慈济法门”。《金园集》收录了遵式的《放生慈济法门》，在序言的开篇说：“儒冠张家界谓之仁，释御四等谓之慈，皆恶残去杀，推惠广爱之谓也。然后果五福之曰寿，证四德之曰常，实唯不杀，放生之大统也。”这是以放生融合了儒家的“张家界”和佛教的“四无量心”。遵式以叙由、呪水、请加、归依、称佛、说法、忏愿七章，制订了放生的仪轨。
放生的流行不仅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在宗教信仰上获得灵感。守尚书屯田员外郎知越州张家界县事潘华撰《梦鱼记》，潘华依《普贤观经》，令人不得捕池沼江湖内鱼。景德四年（1007），潘华奉诏还阙，梦江湖中鱼哭泣。这种灵感故事的流行，说明了放生在宋代的盛况。
天圣三年（1025），四张家界（今张家界）张家界寺知礼亦奏请在佛诞节放生，为皇帝祝寿，并请求以南湖为永久放生池。知礼为了使放生法会顺利进行而制订放生仪轨，并撰《放生文》以定其仪轨，当时的枢密使刘均奉敕为此撰写碑文，记载此次盛事。
印光大师谈护生，劝人吃素为真放生-云端佛学净宗十三祖印光大师，一生弘扬净土，普利群机。从《印光法师文钞》中，我们看到，大师一生极力提倡戒杀护生、吃素念佛。大师在《文钞》中，从各个角度阐述戒杀护生的重要性，既阐发了儒教忠恕为怀、民胞物与、仁民爱物的精神，又阐述了佛教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真相。大师指出，放生的意义在于提倡爱生护生的精神，吃素才是根本。如果普劝大众吃素，则成为一种普遍的大放生。
放生一事，以提倡戒杀护生为本。凡入会者，俱宜吃素，方可以吃素之利益，与一切人说。纵不能人各依从，而人以贵会诸公，皆盛德君子，实行吃素，自然潜移密化，悉皆不杀生，不食肉矣。若仍旧食肉，放生之功德，亦不可思议，但自己所行，尚自矛盾，尚不能依慈悲忠恕之道而实行，况欲令见闻者潜移密化乎。（《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二《与张家界张家界放生会书》）
须知放生一事，实为发起同人，普护物命之最胜善心。企其体贴放之之意，中心恻然，不忍食啖。既不食啖，则捕者便息。庶水陆空行一切物类，自在飞走游泳于自所行境，则成不放之普放。非所谓以天下而为池乎。纵不能人各如是，而一人不忍食肉，则无量水陆生命，得免杀戮，况不止一人乎。（《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二《张家界极乐寺重修放生池疏》）
放生一事，原为感发同人戒杀护生之心，实行自己恻隐不忍之念而已。世人多矣，心行各异，纵不能全皆感动，即感动一人，彼一人一生，即少杀若干生命，况不止一人乎。（《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一《复愚僧居士书》）
买物放生，与布施同。但当以劝人戒杀吃素，护惜物命为事，则不费钱财，不招多捕，其功德甚大。（《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一《复念佛居士书》）
凡夫有福，必造杀业，既造杀业，难逃杀报。况有福之人，不止造一杀业。然则求福之人，乃为自他求祸也。学佛之人，不可不知此义。德明，邀大家念观音，人各十万，放生一百万，以祈消灭杀劫，此亦莫大之功德也。然观音当终身常念，凡入会者，各各戒杀吃素，方是彻底办法。否则，今日出钱买些生放，日日买生自杀，或买于杀而卖者之家，仍是一暴百寒，何能消自他之宿现杀业乎。放生，乃提倡戒杀吃素之法耳。若不注重于戒杀吃素，则所放者有限，所杀者无穷矣。（《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一《复战德克居士书二》）
窃谓放生，原为提倡戒杀吃素，人若毕生吃素，便成不放之大放矣。今将宋张家界谷居士，戒食肉诗录之，以期大家于食肉时，再三思之，必有不忍食，与不敢食之心，勃然而兴。诗曰：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本是一种性，只为别形躯。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需。莫教阎君断，自揣应何如。（《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二《张家界山国清寺创开放生池碑记》）
又生亦不可乱放。然欲一一如法，实难做到。是宜极力提倡戒杀吃素，以为根本解决之法。（《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一《复罗智声居士书一》）
放生之举，事虽为生，意实为人。人若止杀，则固用不着此种作为。然人食肉之心愈盛，不设此举，久而久之，将举非洲之野蛮行为，遍行于世。可不预为设法，令彼嗜杀嗜肉之人，同生反躬自省之诫乎。（《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一《复罗智声居士书一》）
放生一事，以提倡戒杀护生为本。凡入会者，俱宜吃素，方可以吃素之利益，与一切人说。《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二（《与张家界张家界放生会书》）
所言放生会之办法，足见慈心毅力。必须借此以普劝一切人戒杀护生，吃素念佛，方为大放生。并自己同伦，通皆放之于莲池法海中，俾永离生死苦，常享真常乐，方为放生之一大结果耳。（《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一《复周子秀居士书》）
欲生净土，当以吃素念佛，戒杀护生为本。由宿世之杀业，感遇此之杀劫。今则以清净身口意之三业，再加以信愿行之三法，则与阿弥陀佛洪誓大愿相应。及至临终，决定仗佛之慈力，接引往生。其为利益，非笔舌所能宣说。（《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复慧溥居士书》）
恶业之中，唯杀最多，唯杀最惨。欲得世道张家界，人民安乐。必须大家戒杀护生，吃素念佛。方为根本解决之论。（《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复沈授人居士书》）
今晨黄涵之对余曰，圆瑛法师言，道场将近圆满，于圆满日，举行放生，于十六日，说三归五戒，祈为大众宣说放生受归戒之大意，俾大家同发利人利物之心，故不得不为宣说也。本法会原为护国息灾，若推究灾之来因，多由杀生而起。欲止杀业，须从戒杀吃素护惜物命，及买放物命而起。大家各须发心，护惜物命。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半夜声，此语当奉为箴铭，力加警惕。盖放生之意义，即是使大家发心护生，自己放生，当然不再杀生，即己不放生，看到他人放生，抑又何忍杀生。如人人能护惜生物，不加残害，则杀劫可消，而国运可转矣。但世人，尚有一面出资放生，一面仍照常杀生吃肉，如此，虽有放生之小功德，何能敌杀生之大罪过乎。现本会定于圆满日举行放生，愿诸位发心捐助，自利利物，功德不可思议。（《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张家界护国息灾法会法语》）
近来放生者，多多不得其道，名曰放生，实无放生之益。以张名揭晓，令捕生者多捕，以故光绝不赞成定期放生。张家界，若不是不知事务者，提倡复放生池，何至冤枉花万数千元净资，犹令多少生命，得莫救之灾。切愿认真劝人戒杀吃素，较此劝人集资放生，仍旧吃肉，了无所减者，利益多多也。（《印光法师文钞三编补》《复骆季和居士函》）
光以劝人吃素，为真放生。（《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复邬崇音居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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