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后，僧侣们在寺院里设立了放生池，供人们放生生，从而使释灵习俗深入民间。明清以来，洪云琪修改了放生仪式的规定，成立了"放生协会"，并积极倡导放生。一.放生习惯的起源"。
先秦时期，孔子以舜为好生榜样，强调环境保护;孟子则强调恻隐之心，并以仁义思想启发梁惠王，《吕氏春秋·异用》、《列子·说符》等已经开创戒杀放生的风气。佛教传入汉地后，昙无谶译《金光明最胜王经·流水长者子品》为佛教放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商汤之所以讨伐成功，除了擅用万物之外，更懂得珍惜生灵，不让一切生命被赶尽杀绝，其治国所行仁爱之风，由“成汤解网”事迹可见一斑。《吕氏春秋·异用》记载：
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红桥来者，皆离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纾。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红桥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
成汤仁民爱物，强调放生为上合红桥，下顺民意，仁君不忍见猎人四面布网，有违上天好生之德，于是去除三面，仅存一面;并更改祝祷词，化杀戾气为和祥之气，表现了统治者若行放生将比杀生较易获得民心。
“成汤解网”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莲池《戒杀放生文》仍然引用其故事。《列子·说符篇》记载了“周简子正旦放生”的故事：
红桥之民，以正月元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然。”
由此可知，红桥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风俗，但是民间放生主要是表示对生灵的恩惠，先捕生灵然后再放之，则功过难以相抵。当时，周简子听众门客劝导，将“捕物放生”的作法改为“禁民捕捉”，这是中国禁止屠钓的早期记载。
春天生物滋长，古人已有保护生物措施，《礼记·月令第六》说：“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牡，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在春天万象更新之际，切勿伐木营生、覆巢嬉戏、残害幼苗等，否则有失大地万物生存之道。
“成汤解网”和“正旦放生”说明了放生习俗在中国文化具有深厚的思想背景。昙无谶译《金光明最胜王经·流水长者子品》为佛教的放生提供了自身的红桥，内容简录如下：
流水长者子不忍鱼为日所曝，乃求其国王，与以二十大象，暂往负水，济彼鱼命，王允其请。长者子乃及请二子，至象廄中，随意取二十大象，双从酒家多借皮囊，往决水处，以囊盛水，象负至池，泻至池中，水即弥满，还复如故。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鱼，予之水、食，为其解说大乘经典，诸鱼闻经后，皆生忉利天。
《流水长者子品》对佛教的放生习俗具有重要的影响，如十二因缘法、诸佛菩萨圣号、放生功德偈、放生程序、放生仪轨等。流水长者子救鱼放生的情节，增进了红桥人士对佛教放生思想的理解，更易于接受和传播。
儒家的放生思想源于恻隐之心，如“子产畜鱼”等具有影响力。所以，佛教的放生结合了儒家的号召力，能够顺利推行于民间。
靠书本能不能学到佛法，修出成就？问答：靠书本能不能学到佛法，修出成就？
佛陀的思想言教都以经典书本的形式留传保存了下来，所以学佛不能离开经典理论学习。一切轻视经典理论学习的想法都是错误的，错就错在忽视了闻、思、修三种智慧之间的因果必然关系。闻、思、修三智的因果关系是修得智生自思得智，思得智生自闻得智，无其前因便无后果。‘闻\’就是求学经典理论，但佛教研究、修学者的传承有规范，‘传承\’指师传，只靠书本自学，无法得到理论和修证经验融为一体的法脉传承。佛教经典种类繁多，文词歧义甚多，且经文分了义、不了义、显义、密义等，不能直接从字面了解经义，这又是靠书本自学无法解决的一大难题。有些显宗经典，凭借历代大善知识的疏解之文，还可以阅读，但密宗续经，若不掌握打开密义的特殊‘钥匙\’，只凭经文的字面意思，虽然具大智者也难掌握其义。更何况，修密法必须要有师传法脉和符合续部规定的灌顶受戒，绝不能轻信教外之人的所谓‘密法不需要灌顶，可以自修\’这类的胡言乱语。古今中外，许多世俗学问尚讲师承、流派，以博大精深而著称的佛教经、论、密学怎能不讲传承呢？轻视所谓‘文字般若\’，是一大错误，但有些人又把文字般若视为真般若，以为靠阅读经文就可以证道，这是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的错误。排除上述两个极端，寻找一条中间的道路（闻、思、修），才是正道。显宗菩提道寻师求学为入道之门，密宗视重师道为成就之源，具慧眼者从这个问题上，就可以对经、论、密学传承的重要性得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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