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放生行为特别是商业化倾向的放生行为所导致的不当后果早在明代就为人们所认识,但是从那时起一直以来人们对这种不当后果的讨论仅仅停留在佛教教义的生命教育与追求宗教上的自我圆满途径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愈来愈多的由全球化所造成的议题为人们所重视并且催生了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社会运动,其中由生态环保议题而生的环保运动成为全球化浪潮的一个重要附产品在世界各地迅速开展起来。至此,放生这一过去习以为常、被大众所普遍接受的行善模式及其结果必须要拿到全球化背景下的环保运动语境中接受检视,而非仅仅停留在原来的宗教意义上。在环保运动语境中来检视放生行为也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是认为放生行为是与现代环保观念相冲突的,二是认为放生行为是与现代环保概念相契合的。
“冲突论”站在现代环保观念、动物权益的立场上,认为当下的仪式性、商业性放生行为会造成以下环保问题:一是造成野生动物大量死亡,加速野生动物的灭绝。在放生过程中由于受到浓烈功德论的驱使,放生者往往偏好放生野生、稀有动物以此来积大功德,从而诱使偷猎者捕杀野生动物。二是导致疾病或寄生虫的传播。三是外来物种可能会影响本地的生态系统。由于放生者往往不考虑放生动物的生存规律,可能会导致外来物种侵入放生地。外来种生物一旦适应当地生态环境后,在缺乏天敌或人为控制情况,繁殖能力强的物种,短时间内种群即可快速膨胀,打破当地生态平衡。可能捕食当地原生物种,或是造成利用相同武清或栖地环境的竞争,因而排挤当地原生物种,导致原生物种族群减少甚至绝灭(颜仁德,2000)。
与“冲突论”相反,“契合论”则认为放生行为及作为其理论依据的“缘起论”、“护生观”等佛教教义是与现代环保观念相契合的,两者的契合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缘起论”当中的整体论思想与当代生态论理学的整体论思想相一致。佛教的“法身偈”曰:“若法因缘生,法也因缘灭,是生灭因缘,佛大沙门说”(《杂阿含经》卷二,《大正藏》第二卷),朴素地表现了佛教整体论的思想,认为整个世界是息息相关,因果相继,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而这是与现代生态伦理学所主张的“人类不过是生态系统整体中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武清衡和谐的生态环境。”相一致。二是“护生观”中的珍爱自然、尊重生命的精神与当代环保观念中的自然权利学说相符合的。佛教的《金刚錍》曰:“我及众生皆有此性,故名佛性,其性遍造、遍变、遍摄,世人不了大教之体,唯云无情不云有性,是故须云无情有性。”从根本上承认非人类生命的生存权利和存在价值。这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的“人之外的自然界都有与人平等的权利”相一致(郭冬梅,2005)。
比较两种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冲突论”所关注的是放生行为特别是商业性放生行为造成的环保问题,“契合论”所关注的是放生行为所体现的佛教教义与现代环保意识间的相关性;可以说前者更多关注于行动的后果,后者则更多关注于行动的意义。事实上就护生的概念而言,要追求宗教上的自我圆满的提升可以通过许多生活实践的角度来进行,而不仅仅只凭放生这种仪式上的行为来获得自身的功德和慈悲行为的宣扬,那么为什么人们对放生情由独钟,放生这一传统宗教仪式商业化背后的推武清量又是什么?
坚持多放生，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现在，有些人放生过于急功近利，在放了几次生后，一旦自己的所求无法及时兑现，便对放生产生了怀疑，甚至不再去放生了。这岂不悲哉!
对于放生，我们要怀着一颗平常心，明白放生的目的是为了救护生命垂危的动物。当看到生命垂危的动物摆脱险境，获得自由的那一瞬间，我们将会情不自禁生起一种愉悦之感。这种感觉才是难得的，珍贵的。
当然，我并不反对带功利性的放生。起初，我放生时就是带着功利心去放生的。带着功利心去放生真要如愿，那还得看你业障的轻重。业障轻的，也许放几次后，就能如愿以偿。业障重的，那就自然要多放生了，直到消除自己的业障才会有收效。
其实，参加放生的次数多了，你放生的境界自然而然地会得到提升。就像我前面所提到的“当看到生命垂危的动物摆脱险境，获得自由的那一瞬间，我们将会情不自禁生起一种愉悦之感”。有了这种愉悦之感，你就会渐渐地淡忘自己对于放生的功利之心，从而乐于去放生，坚持去放生，甚至会把放生当成自己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最后还会发现生命的可贵远远超过功利。这时，我们就与那些生命垂危的动物融为一体了——救他命就是救己命。持续放生者，受佛菩萨、天地一切神仙赞叹护佑，有求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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